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2026年 第2期

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周逸臣胡海旭*

南京体育学院

摘 要

目的深入分析我国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回顾性数据问卷调查法，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与Cox生存模型对我国189位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1）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平均运动寿命为14.49年，运动寿命中位数为14.17年，受教育水平和运动员技术等级与运动寿命呈正相关，运动成绩在受教育水平与运动寿命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运动员技术等级与运动寿命间起完全中介作用。2）始训积极内驱动机、适度增加市体校时期的课次训练时间（2～3 h/课次）和健康日常生活方式均有利于延长运动寿命，而省体校时期运动员过高主观疲劳度（＞7）、运动员赛前生理疲劳和教练员不当干预引起的临场表现波动均会增加运动寿命减损风险。

结论延长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应重点从早期动机内化、训练负荷与疲劳管理、赛前状态调控、教练员支持及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开展综合干预，以促进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稳定发展并延长高水平竞技期。

关键词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在役与退役；随机森林；生存分析

运动员身为训练对象和比赛主体，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范围内，优秀运动员都是急需紧缺的竞技体育人才资源。优秀运动员在选材、训练、竞赛、医疗与保障等环节均需要投入巨大资源（王国庆，2012），但成才率极低。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授予二级及以上等级的运动员总计464 431人，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级运动健将的年均授予人数分别为30 731、9 646、1 673、171人，其中的二级运动员最终成长为国际级运动健将的仅有0.56%，夺得世界冠军的仅有0.61%；若以获得奥运金牌为成才标准，悉尼奥运周期内成才率仅为0.36%，以全国业余训练人口为基数时仅为0.047%（陈云开，2002；谢云，2022）。因此，延长运动员，尤其是游泳这类夏季奥运会产生金牌数量大的项目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和最佳竞技状态期，不仅有助于最大化既有人才的竞技与经验价值，也有助于在既定资源投入下提升产出效率、降低培养边际成本（孟国正 等，2009；王良明 等，2008）。

运动寿命问题是运动训练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Borque et al.，2022），近年逐渐呈现跨学科与多因素整合趋势（魏鑫，2021；Manojlovic et al.，2024）。现有研究表明，运动寿命受早期发展路径、竞赛参与、选拔顺位、健康行为等多维因素影响。青少年早期专项化对运动寿命的影响具有项目依赖性，篮球与田径中多项目参与有利于延长运动寿命，而马拉松则相反（McLellan et al.， 2022）；在职业联盟中，NBA新秀的伤病严重程度与运动寿命无显著关联，但选秀顺位越低，运动寿命越短（Martin et al.， 2021）；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中，伤病史和角色分工并非运动寿命的核心决定因素，25岁前上场机会（投球局数）是关键预测变量（Hardy et al.， 2017）。此外，相对年龄效应（Steingröver et al.， 2016）和饮食紊乱（Ravi et al.， 2023）分别显著影响冰球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研究方法上，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已成为运动寿命研究的经典工具。Della等（2021）对118名欧洲男子足球联赛顶级俱乐部球员进行16.9年追踪研究发现，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中位数为4.1年，且非接触性和孤立性损伤显著增加再次损伤风险；基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数据的研究表明，肩关节稳定手术可缩短运动寿命与比赛场次（Brophy et al.， 2011），而锁骨骨折行开放复位内固定术对运动寿命影响不显著（Jack et al.， 2017）。国内研究多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对运动寿命进行研究。例如，魏鑫等（2021）研究发现，国际田径联合会注册运动员中，年龄较小、成绩相对一般者退役风险较低，而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最佳成绩水平更高、出现时间更晚有助于延长运动寿命；王富百慧等（2023）对318名国家队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历程分析显示，其能力发展期平均为14.74年、竞技提高期约为3.45年；胡海旭等（2023）研究发现，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多的国际大赛经历与临场表现呈正相关。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使用G*Power 3.1.9.7软件对样本量进行预估，设定统计功效（1-β）为0.95，显著水平α为0.05，采用中等效应量d=0.5。计算结果显示，每组最少样本量为88人，总计176人。考虑到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可能存在15%～20%的流失率，因此，本研究纳入全国21个省（区、市）的189名专业游泳运动员。其中，在役运动员95人，退役运动员94人；男性运动员104名，女性运动员85名；41名运动员具有国家队参训经历，134名运动员达到运动健将及以上水平。

1.2 数据来源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运动员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年龄及运动寿命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省、市级专业游泳队运动员，且完成专业注册；2）参加过全国一类赛事（全运会、冠军赛、锦标赛）或更高级别的比赛。共发放问卷208份，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189份，有效回收率为90.87%。

1.3 变量设定

本研究将运动寿命定义为运动员进入市体校训练起至其退役止的持续时长。截至2024年10月1日，将退役运动员定义为“1”，退役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为运动员进入市体校训练到退役的年限；将在役运动员定义为“0”，在役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定义为进入市体校训练到2024年10月1日的年限。

根据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成果，结合专家访谈意见，筛选与确定影响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变量（表1）。

表1影响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变量Table 1Variables Affecting the Career Length of Swimmers

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影响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因素进行变量重要性排序，依据节点纯度增加（IncNodePurity）值确定关键变量。使用归一化均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与加权Kappa系数评估模型性能，结果分别为0.12、0.58和0.83，表明模型拟合良好且预测一致性高。最终选取重要性排名前20的变量用于后续分析（表2）。

表2基于随机森林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影响因素及其权重Table2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Weights of the Career Length of Elite Swimmers Based on Random Forest

将影响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关键因素划分为成就动机、训练特征、临场表现、生活方式和社会资本5个维度，并将受教育水平（V3）、运动员技术等级（V4）、运动员类型（V6）和主项（V5）等变量设置为分类变量，开展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其中，成就动机包含市体校训练动因（V85）和省队训练期望（V86）2个变量；训练特征包含市体校课次训练时长（V24）、省体校主观疲劳度（V29）、最严重伤病复发次数（V20）、最严重伤病停训时间（V19）4个变量；临场表现为最近一次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时的表现，包含心理疲劳程度（V66）、生理疲劳程度（V67）、教练员的干预（V64）3个变量；生活方式包含膳食营养均衡（V57）和不良生活习惯（V61）2个变量；社会资本包含与教练员沟通频率（V79）、压力感知情况（V55）、情绪低落程度（V47）3个变量（表3）。受教育水平以运动员退役时的最高学历界定，本研究纳入的优秀游泳运动员中，31.74%为本科以下学历，6.35%具有研究生学历。

表3自变量定义与赋值Table 3Independent Variables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采用相关矩阵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除对角线外，所有变量间相关系数|r|≤0.60，且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8～2.34，表明共线性问题不影响Cox回归模型的构建。此外，通过比对运动员最佳成绩取得时间与高等教育入学时间发现，除20名运动员在取得最佳成绩后入学外，其他所有运动员的受教育水平均在达到职业生涯巅峰前已确定，支持其作为前因变量的合理性。

1.4 统计方法

为便于运动员回忆关键时间节点，本研究在胡海旭等（2021）研究基础上，定义了运动员从入市体校（T0）至退役（T4）的5个生涯阶段，并记录其确定主项、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参赛表现等7类重大事件（E1—E7），从而完整覆盖运动员的成长轨迹（图1）。

图1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阶段划分Figure 1Division of Growth Stages of Elite Chinese Swimmers

采用SPSS 26.0软件和Rstudi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动员关键时间节点年龄及训练阶段时长以均值±标准差表示，并报告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及均值的95% CI；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验证。运动寿命采用K-M法估计，报告平均值与中位数的估算值、标准误及95% CI；组间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验证。进一步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退役风险相关因素，报告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其95% CI。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阶段一般时序特征

如表4所示，在职业生涯方面，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进入市体校开始进行正式训练的平均年龄为（8.29±0.16）岁；进入省体校的平均年龄为（12.01±0.16）岁；进入省队成为专业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13.44±0.16）岁；进入国家队的平均年龄是（16.94±0.39）岁。在运动水平方面，运动员确定主项的平均年龄是（12.89±0.24）岁；成为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和国际级运动健将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3.08±0.13）岁、（16.02±0.17）岁和（18.01±0.43）岁。在竞技轨迹方面，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达标后首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平均年龄是（14.70±0.13）岁；退役前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平均年龄为（20.19±0.25）岁；达到运动生涯的巅峰，获得最好成绩的平均年龄是（17.86±0.18）岁。

表4不同性别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阶段的时序特征统计结果Table 4Statistics on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Stages of Elite Chinese Swimmers by Gender

注：*P＜0.05；**P＜0.01；***P＜0.001。

在运动员职业生涯的3个阶段中，成长期即运动员从省体校进入省队的年限，显著短于其他两个阶段，其平均年限为（1.43±0.14）年（95% CI：1.16～1.70）。启动期的平均年限为（3.72±0.16）年（95% CI：3.40～4.04），以及职业期，平均年限为（7.55±2.63）年（95% CI：7.01～8.09）。进一步细化职业期，将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到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年限定义为巅峰期，发现其平均年限为（5.24±2.74）年（95% CI：4.68～5.80）。

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轨迹特征具有显著性别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表4），男性运动员在进入省体校、进入省队、获得各运动员技术等级、首次参加全国比赛及取得最好成绩的年龄均显著大于女性运动员；然而，在进入市体校、进入国家队、最后一次参赛及退役年龄无显著性别差异。男、女运动员在运动生涯起始点的年龄无显著差异，而处于中间阶段的职业生涯和中早期的竞技轨迹出现性别差异，因此，出现男性运动员启动期年限高于女性运动员，男性运动员职业期年限低于女性运动员的普遍现状，说明差异可能源自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阶段。

2.2 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分布特征

经Logrank检验，仅受教育水平和运动员技术等级对我国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产生显著影响，性别、主项泳式、主项距离以及是否有国家队经历等特征变量对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分别就整体、不同受教育水平和不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K-M曲线进行分类探讨（表5）。

表5不同特征运动员运动寿命分布的描述性统计Table 5Distribution of Career Length by Athlete Characteristics

1）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K-M曲线特征结果显示（图2A），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平均值为14.49年（95% CI：13.80～15.19），中位数为14.17年（95% CI：13.48～14.86），这表明有50%的运动员在从事游泳14.17年后选择结束运动生涯。随后，运动员运动寿命生存概率迅速下降，34名运动员运动寿命达到15年及以上，仅有2名运动员运动寿命超过20年。

图2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K-M曲线Figure 2K-M Curve of Career Longevity of Elite Chinese Swimmers

注：图中虚线为该组人群的中位运动寿命和对应的生存概率。

2）不同受教育水平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K-M曲线特征结果显示（图2B），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下的运动员运动寿命平均值为14.06年（95% CI：13.41～14.71），运动寿命中位数为14.01年（95% CI：13.27～14.75）；受教育水平为研究生及以上的运动员平均运动寿命为17.96年（95% CI：15.29～20.62），运动寿命中位数为18.92年（95% CI：14.64～23.20）。经Logrank检验验证，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运动寿命的重要因素，受教育水平越高，运动寿命越长。

3）在不同运动员技术等级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K-M曲线特征方面，Logrank检验发现，与受教育水平相比，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寿命的影响更加显著和稳健（图2C）。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和国际级运动健将的平均运动寿命分别为12.31年（95% CI：11.40～13.21）、15.32年（95% CI：14.37～16.27）和15.79年（95% CI：14.15～17.44）；其运动寿命中位数分别为11.67年（95% CI：10.43～12.91）、14.83年（95% CI：13.75～15.91）和16.00年（95% CI：12.34～19.66）。运动员技术等级越高，其中位在役年限越长，提示更高的竞技水平与更优的职业持续性（运动寿命）呈正相关。

4）为深入剖析受教育水平、运动员技术等级对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的作用机制，引入运动成绩（将运动员在最高水平比赛取得的最佳比赛名次划分为五级分类变量：1=省、市前3名，2=全国第4～8名，3=全国第1～3名，4=洲际第1～3名，5=世界第1～3名）这一核心中介变量，并将Cox回归中使用的协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图3），间接效应方面，受教育水平对运动成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路径系数a1=0.268，z=4.728，P＜0.001），运动成绩对运动寿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路径系数b=0.310，z=4.174，P＜0.001），运动成绩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β=0.083，P＜0.001），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8.5%；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成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路径系数a2=0.522，z=7.710，P＜0.001），通过前述中介路径b显著影响运动寿命，运动成绩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β=0.162，P＜0.001），该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40.9%。直接效应方面，受教育水平对运动寿命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路径系数c1=0.366，z=5.557，P＜0.001）；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寿命无直接作用（路径系数c2=-0.047，z=-0.695，P=0.487）。因此，运动成绩是连接受教育水平与运动寿命的重要因素，也是运动员技术等级影响运动寿命的完全中介因素。

图3运动成绩的中介效应模型及标准化路径Figure 3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s of Athletic Achievement

注：***P＜0.001。

2.3 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影响因素分析

Cox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表6），成就动机、训练特征、临场表现、生活方式和社会资本5个维度均对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产生显著影响。

表6优秀游泳运动员运动寿命影响因素的Cox回归分析Table 6Cox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areer Length of Elite Swimmers

注：在Cox回归模型中，为确保模型的稳健性和解释力，常量或与其他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会被自动排除。最严重伤病伤停时间变量初始纳入7个变量，其中1个变量因变化不显著被排除，最终模型包含6个变量。

1）在不同阶段的成就动机维度，市体校训练动因对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影响显著高于省队训练期望。青少年时期因培养兴趣（HR=0.041，P＜0.01）、热爱体育（HR=0.080，P＜0.01）和增强体质（HR=0.142，P＜0.05）选择训练的运动员，相较其他训练动机者，其结束运动寿命的风险分别降低95.9%、92.0%和85.8%。

2）在不同阶段的训练特征维度，除最严重伤病复发次数对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无显著影响外，其余变量均对运动员运动寿命产生显著影响。一是，市体校平均课次训练时长为2.0～2.5 h（HR=0.034，P＜0.001）和2.6～3.0 h（HR=0.069，P＜0.001）的运动员与课次训练时长小于2.0 h的运动员相比，提前终止运动寿命的风险分别降低96.6%和93.1%；二是，省体校主观疲劳度为7～8（HR=16.266，P＜0.01）和9～10（HR=111.928，P＜0.001）时，运动员运动寿命缩短的风险显著增加，且运动寿命与主观疲劳度呈负相关，即主观疲劳度越大，运动寿命越短。而不分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是伤病，最严重伤病停训时间为7～15 d（HR=5.694，P＜0.01）和16～30 d（HR=6.292，P＜0.01）的运动员，运动寿命减少的风险显著升高。

3）在最近一次比赛的临场表现维度上，一方面，运动员生理疲劳程度和教练员的干预程度对运动员运动寿命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而言，运动员生理疲劳程度为“非常疲劳”的运动员（HR=100.661，P＜0.001），其运动寿命缩短风险高于完全不疲劳的运动员100.661倍。另一方面，习惯于在教练员的帮助下坚持完成比赛，且认为教练员干预程度为“一般”（HR=45.139，P＜0.01）和“较有影响”（HR=45.431，P＜0.01）的运动员，运动寿命缩短的风险较完全不影响的运动员分别高45.139倍和45.431倍。相比之下，心理疲劳程度未对运动员运动寿命产生显著影响。

4）在在役全程生活方式维度，运动员的膳食营养均衡程度和不良生活习惯的频率显著影响其运动寿命。膳食营养较为均衡（HR=0.021，P＜0.001）的运动员，其运动寿命提前终止的风险较非常挑食运动员降低97.90%。而不良生活习惯非常频繁的运动员（HR=51.018，P＜0.001），则较完全没有的运动员，面临显著增加的退役风险。

5）在在役全程社会资本维度，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受与教练员沟通频率和压力感知情况的显著影响。与教练员沟通频率“非常频繁”（HR=0.036，P＜0.01）的运动员，提前终止运动寿命的风险显著低于完全不沟通的运动员。在面临比赛或训练任务时，认为压力“比平时多一点”（HR=9.893，P＜0.01）和“比平时多很多”（HR=20.857，P＜0.001）的运动员，退役风险较完全没有的运动员显著升高。在连续的训练中，当情绪低落程度为“比平时多很多”时（HR=10.220，P＜0.05），运动员运动寿命缩短的风险亦显著高于完全没有的运动员。

3 分析与讨论

在全球竞技体育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延长运动员运动寿命，尤其是优秀运动员高水平竞技期的长度，已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议题。本研究中的K-M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市游泳队优秀运动员平均运动寿命为14.49年、中位数为14.17年，退役年龄约为22.12～23.35岁；巅峰竞技年龄集中在17.80～22.47岁。多数运动员在刚触及巅峰或尚未完全释放竞技潜能时即退役，表现出“早成早退”特征。美国、澳大利亚等游泳强国在运动寿命管理上具有一定优势（Brustio et al.， 2021；Gilbert， 2020；Speare， 2021；Šiljeg et al.， 2024）：精英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普遍可保持在26～30岁，部分运动员30岁后仍具备夺牌能力；北美大学体系中的运动员虽也有在22～23岁出现批量退役，但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其在就业、继续深造与转入职业竞技之间的路径分流选择，而非竞技能力的系统性衰退。同时，完善的职业化衔接机制使部分大学运动员能够顺利进入国际赛场并保持高水平表现。

3.1 受教育水平、运动成绩、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寿命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运动员技术等级均能够延长运动寿命，但其作用机制不同。受教育水平不仅能够对运动寿命产生直接影响，还能通过运动成绩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而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寿命的影响完全依赖运动成绩这一中介变量。提示，受教育水平构成运动员发展的基础认知资本，具有跨阶段的稳定作用；运动员技术等级则是依赖竞技表现不断“兑现”的竞技资本。这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积累在提升个体能力中的核心地位一致（Becker， 1993）。

受教育水平的直接效益源于其对运动员认知、心理和行为能力的系统提升。已有研究指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促进运动员对专项规律的理解（柳鸣毅 等，2026）、增强运动智能与高级认知能力（胡海旭 等，2023），并通过文化与心理教育塑造职业认同与自我保护意识（张峰 等，2024；祝大鹏 等，2023）。这些因素共同强化运动员的行为稳定性与长期适应力。Wylleman（2019）关于“双轨路径”运动员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教育赋予运动员的规划能力与生涯适应性可显著延长其运动寿命。

综上，受教育水平与运动成绩通过互补机制共同促进运动寿命延长。教育强化认知与心理系统，为运动员提供跨周期的适应能力；运动成绩体现竞技资本的持续增值。对我国竞技体育而言，后备人才培养应从“成绩单一导向”转向“教育资本＋竞技资本”的双轨模式，通过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构建可持续的运动寿命与巅峰表现基础。

3.2 多种训练相关生命历程因素对运动寿命的影响

3.2.1 始训（市体校时）动机对职业生涯的激励与维持作用

动机是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源动力”，但其对运动寿命的影响方式较为复杂。进入市体校阶段，动机影响运动员对专业训练强度与生活约束的承受能力；随后，动机的性质及其是否被成功内化，则决定运动员在漫长职业周期中能否保持训练比赛专注与心理韧性（郭玉江 等，2025；张连成 等，2025）。外在动机虽可推动最初选择加入游泳训练，但其依赖外部奖惩，一旦遭遇伤病、成绩波动，往往难以提供持续支撑。而基于自主感与胜任感的内在动机，则能在长周期训练中维持兴趣、抗压能力与持续努力（Ryan et al.， 2000），同时显著降低倦怠与情绪耗竭风险（胡小清 等， 2020）。

因此，动机对运动寿命的作用不在于运动员以什么理由开始训练，而在于这些理由能否在后续训练情境中成功内化。程丽平等（2024）、Mossman等（2024）指出，教练员提供自主性支持与积极反馈，可将运动员的外在目标转化为稳定的自主动机，进而提升训练投入、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并降低退役冲动，为延长运动寿命奠定心理基础。

然而，有研究发现，对于进入职业队或参加过世界大赛的运动员而言，不同类型的始训目标（兴趣、职业追求或未来发展）在运动寿命上并无显著差异（王富百慧 等，2023）。该结果并非否定始训动机的重要性，而是提示，在高水平运动员的动机强度更为趋同，动机较弱者已在早期训练中被淘汰；同时，随着竞技水平提升，训练环境、队伍文化与教练员行为等情境因素对职业维持的解释力更强，从而“稀释”了初始动机类别的统计差异。

因此，始训动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区分动机类型，而在于为运动员后续的动机内化过程提供心理基础；其对运动寿命的积极作用取决于动机质量与训练环境长期互动所形成的动态适应，而不仅是运动员进入市体校时的表层动机。

3.2.2 不同训练特征对运动寿命的影响

本研究从训练特征视角揭示了早期负荷结构与运动寿命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适度延长课次训练时间有利于延长运动寿命，而青少年阶段过高的主观疲劳度显著缩短运动寿命（黄文文 等，2025）。

在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启动期（6～8岁、市体校阶段），与课次训练时长＜2 h的基线组相比，单次训练时长为2～3 h的运动员运动寿命更长。提示，训练早期存在一个“足量而不过量”的时间窗口，既能保证技术与体能基础的充分构建，又未触及过度负荷的阈值。大量高质量的刻意练习被认为是显著提升运动表现的前提（Hornig et al.， 2016；Rees et al.， 2016），不同项目精英运动员达到参加国际比赛或进入国家队水平需累计训练4 000～4 500 h，而游泳成才周期更长，打破世界青年纪录约需9 000 h、洲际纪录超过10 000 h的训练（何新中，2017）。本研究的时间窗口结果与“长周期高质量积累”逻辑高度吻合，但也表明在儿童期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训练节奏十分关键，而不是简单的训练量积累。

从生理与心理机制看，适度延长课次时间一方面可以保证更加充分的准备活动与放松恢复，降低损伤风险；另一方面为运动员提供更多高专注度的技术重复，有利于动作精细化，使其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从而提升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刘冯铂 等，2024）。长期坚持此类结构化训练，还可塑造更好的专注力、意志品质与抗压能力，为后续高水平竞技的稳定性与韧性提供心理基础（黄志剑 等，2025）。然而，本阶段的运动员多为学生运动员，需兼顾文化学习，保持学训平衡，而非单向追求训练时长的最大化。

省体校阶段（11～13岁）过高的主观疲劳度与较短的运动寿命显著相关。本研究发现运动寿命与青少年阶段主观疲劳度呈显著负相关：当主观疲劳度＞7时，提前退役风险显著上升。具体而言（图4），主观疲劳度为3～4、5～6、7～8和9～10时，运动寿命均值分别为13.24、13.15、11.40和9.92年；当主观疲劳度＞6，运动寿命出现明显下降，并在5～6与7～8区间呈现清晰拐点，提示青少年训练负荷存在主观内部负荷的安全阈值。

图4不同主观疲劳度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箱线图对比Figure 4Comparison of the Boxplot of Career Length across Different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in Elite Swimmers

机制上，长期高疲劳而恢复不足会削弱训练适应、抑制机体恢复，显著增加运动损伤与提前退役概率（Jones et al.， 2017）。Windt等（2017）指出，高负荷不仅能够通过“暴露增加”提高受伤风险，还会在恢复不足或外部条件不利（气候、场地、对抗强度等）时成倍放大这一风险。持续的高强度或骤然增加的训练负荷不仅容易造成肌肉骨骼损伤，抑制免疫功能，诱发上呼吸道感染和过度训练综合征，还能引发食欲减退、内分泌紊乱和情绪障碍等，损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何子红 等，2018；钱帅伟 等，2024）。同时，现有证据并不支持“青少年必须承受极高训练负荷才能达到精英水平”，相反，过大的早期训练量往往无益于成绩提升，反而会增加伤病与提前退出训练系统的风险（黎涌明 等，2025）。

综上，本研究支持“双重约束”的早期负荷模型：在课次时间上需要达到足够时长以支撑刻意练习累积，同时需将主观疲劳控制在安全阈值之内。换言之，延长运动寿命的关键不是单向增加训练量，而是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精细调控训练时间和主观负荷，通过监测主观疲劳度等内部负荷指标，动态调整训练难度与恢复周期，在保证技术与体能成长的同时，避免过早透支运动员未来的运动寿命。

3.2.3 临场表现波动不利于运动寿命的延续

本研究表明，临场表现的稳定性是运动寿命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游泳运动员而言，临场表现波动主要由两类因素驱动：赛前生理疲劳与赛前教练员干预方式。

一方面，赛前疲劳通过削弱神经肌肉控制能力而放大表现波动。疲劳普遍削弱运动员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Fort-Vanmeerhaeghe et al.， 2023），导致最大力量、输出功率与关节稳定性下降（袁雷 等，2024），进而扰动运动员的状态和运动表现（刘也 等，2025）。这种波动不仅降低赛事竞争力，也通过伤病风险和恢复不足的累积效应缩短运动寿命（Yang et al.， 2024）。另一方面，教练员赛前干预方式可以在心理层面放大或缓冲运动员临场表现波动。积极沟通与正向反馈能够降低认知焦虑、提升自信并稳定竞技状态（陶初锋 等，2021）。而忽视个体差异的过度干预或频繁指令，则容易增加额外心理负荷，使运动员在已受疲劳影响的状态下进一步产生决策紊乱，表现波动进一步被放大。此外，运动员自主决策与反思能力的缺失，是导致临场表现波动的深层机制之一。长期依赖教练员指令会限制运动员在关键情境下的即时判断与调整能力，削弱自我效能感，阻碍经验累积，进而影响长期竞技稳定性与职业持续性。

综上，临场表现波动是疲劳管理、教练员行为与运动员自主能力三者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累积效应最终将导致运动员竞技水平提前下滑与运动寿命缩短。

3.2.4 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运动寿命的保持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非训练时间的生活方式对运动寿命具有显著影响。在游泳运动员的职业生命周期中，膳食营养均衡与不良生活习惯的频率均与提前退役风险高度相关：膳食结构越均衡，运动寿命越长；不良生活习惯越频繁，退役风险越大。

营养摄入是训练刺激向适应转化的底层驱动力。既有研究指出，科学膳食是满足训练供能、维持健康与延长运动寿命的核心要素（Heaton et al.， 2017），不合理饮食则会增加机体负担并缩短运动生涯（许宝璐 等，2024）。本研究结果支持将膳食管理纳入长期训练体系，依据运动员的训练周期与实时能量消耗，精确匹配每日热量与营养素需求，实现个体化营养供给。

在高训练负荷下，良好的睡眠是最关键的自然恢复途径。充足睡眠可促进恢复、降低伤病风险并稳定表现（黎涌明 等，2020a），且已被国家队教练员明确视为优先的运动后康复手段。例如，国家游泳队教练员崔登荣曾指出（中国科技网，2024），运动员吃得好、睡得好，才能练得动。这说明睡眠质量是隐性训练负荷调节的重要支点，其长期稳定性直接关系运动员的适应能力与运动寿命。

不良生活习惯作为慢性损伤的“放大器”，会持续削弱机体功能。吸烟可损害呼吸系统与心血管功能（Deck et al.， 2023），酗酒影响代谢与神经调节（Vella et al.， 2010），两者共同破坏恢复过程，使训练适应难以累积。

综上，健康生活方式是延长运动寿命的结构性基础。通过构建包括均衡膳食、高质量睡眠与不良行为控制在内的综合生活方式干预体系，可在不额外增加训练负荷的前提下，显著提升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长度与质量。

4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仅涵盖退役后不再进行专业训练的运动员样本，未能涵盖退役后又复出训练的运动员。未来研究可以扩展样本范围，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与科学性。2）受研究方法的限制，本研究未能详细分析各训练阶段的参赛频次和比赛成绩等因素对运动寿命的综合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采集上述因素的数据，并结合纵向研究设计对运动员职业生涯进行动态追踪。

5 结论

1）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平均运动寿命为（14.49±0.35）年（95% CI：13.80～15.19），运动寿命中位数为（14.17±0.35）年（95% CI：13.48～14.86）。研究发现，优秀男性游泳运动员的培养周期长于女性运动员，而职业期年限短于女性运动员。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分布特征与受教育水平和运动员技术等级密切相关，且运动成绩在其中起到关键中介作用，尤其是在运动员技术等级对运动寿命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2）运动员在市体校时期进行游泳训练时，内在动机对其运动寿命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与主要由外部动机（如家庭期望）驱动的运动员相比，具有热爱体育、培养兴趣和增强体质等个人内在动机的运动员运动寿命明显更长。然而，当运动员进入职业队后，无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部动机对其运动寿命的影响均已不再显著。因此，在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在早期阶段激发和培养内在动机，帮助运动员建立对体育的持久热爱和兴趣。

3）在训练特征方面，运动员在市体校时期适当延长训练时长（2～3 h），在省体校时期主观疲劳度保持在较低水平（3～6），能够有效降低运动寿命缩短的风险；此外，运动员遭遇严重伤病时，恢复期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7～30 d），若恢复期过短会显著增加运动寿命缩短的风险。提示，在青少年阶段不应过早进行专项化、大运动量训练，鼓励进行多样化的非专项、功能性训练，且运动员受伤后不宜过早回归训练场，应确保其拥有充足的恢复时间，以防止二次损伤。

4）在非训练类特征方面，运动员生理疲劳对运动寿命的影响较心理疲劳更为显著，且教练员赛前不当干预可能引起运动员心理波动，进一步影响竞技表现和运动寿命。此外，保持科学的膳食营养摄入与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延长运动寿命具有重要作用。运动员与教练员应保持实时、有效的良性沟通，培养运动员自我决策的能力，及时缓解压力，也有助于延长我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